这一结构既源于新洲建立的历史路径,也体现出新生的**在人口**与**融合上的审慎策略。
第一种人群,是来自太平洋西岸华夏文明圈的移民,他们构成了这个国家的主体与基石。
这些人群中除了占绝大多数的汉人外,亦有一定数量的朝鲜人、倭人及安南人。
他们跨越重洋,抵达新洲这片大陆后,需要完成为期四年的法定拓殖服务期。
此期间,移民们通常被安排参与基础建设、土地开垦、工矿开发或新地拓殖等国家指定的工作。
待服务期满,他们便自动获得正式国民身份,享有完整的国民待遇:按照《授田法》
分配相应面积的土地及安家屋宅,可向国家银行或地方信贷合作社申请低息农业或手工业创业贷款,子女享有五年免费义务教育,以及多子女家庭津贴、困难时期的社会救济————
等等,一系列福利保障。
这条路径明确而高效,旨在迅速巩固以华夏文明为核心的统治基本盘。
第二种人群,则是新洲大地上的土著原住民。
基于文化差异、历史隔阂及国家建构初期的稳定性考虑,土著居民被置于一套独立的「归化」体系之下,无法自动获得国民身份。
他们必须通过民政部下属归化司设立的「甄别与考核」程序,合格后方能「入籍」,成为正式国民。
至于「甄别与考核」的标准简单而务实,首要条件是掌握基础的汉语听说能力,能够进行日常沟通。
其次需在意识层面认同新华这个国家,以及政府所倡导的基本价值观。
最后,也是最重要的,是必须具备一项或多项可贡献于社会的生存技能。
无论是传统的耕作、渔猎、伐木、采矿,还是新兴工厂所需的手艺劳作(工作证明)。
只有通过层层审核,证明自己既「可沟通」、又「可同化」、且「可利用」的土著,才能最终被允许「入籍」,获得那枚象征身份转变的铭牌。
这套考核标准颇为系统,核心在于评估申请者是否具备融入新华社会的基本条件与「意愿」。
在新华建国早期,由于作为政权基本盘的汉人移民总数尚不庞大,出于巩固主体民族优势、确保文化主导权及社会整合可控的考虑,政府对土著归化的态度是「积极甄选,严格控制数量」。
多年来,归化土著的总数始终被谨慎地控制在全国人口的大约10%左右。
这一时期归化的对象,主要集中于三类:一是自从小接受新华系统性汉文化教育的土著青少年:二是与新华移民通婚的女子:三是长期生活于移民社区、关系密切、已被高度同化的「熟番」。
随著新华国力日增,通过自然繁衍与持续移民,总人口快速攀升至七八十万规模,政府的归化政策也出现了渐进式的放宽。
更多长期与新华国民比邻而居、生产方式与文化习惯已深受影响的「熟番」社群,被成批次地纳入考核与归化程序,归化土著的总数随之缓慢而稳定地增长。
在中枢与地方主政者看来,适量吸纳归化土著具有多重战略益处。
要知道,蛮荒地区的拓殖开发对人力的需求是非常巨大的,而归化土著能迅速补充农业、矿业、林业等基础行业的劳力。
而且,有了这些熟悉当地环境、具有特定生存技能的归化民,是向更偏远的内陆地区拓展屯垦、建立据点的有效辅助力量。
另外,给予部分合作程度高的土著以国民待遇,能起到示范效应,减少族群间的摩擦,软化周边部族的抗拒行为,有利于新华境内的长治久安。
更重要的是,中枢执政阶层对华夏文明抱有强大信心。
他们认为,以当前国内越来越大的人口基数,其中占据绝对文化优势的华夏移民及其后裔是坚实主体,辅以日益完善、覆盖城乡的国民教育体系,以及强大的国家治理与社会组织能力,完全有能力将数万乃至十数万归化土著及其后代彻底「消化吸收」。